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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纯:如果将辜鸿铭放在近代中国“道路之争”的框架中解读……

时间:2021-07-02 19:05:27 来源: 编辑: 阅读:

1917年夏,罗家伦投考北京大学。他的作文颇得主考官的赏识,得了满分;尽管其他科目表现平平,但最终还是得以被北大录取,主修英文。 

正是从这一年起,蔡元培先生开始担任北大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因此延请了很多背景不同的学者来北大执教。于是,罗家伦所在的英语系的教师中,既有当时因提倡白话文而声名大振的胡适,也有以前朝“遗老”自居、以封建保守而闻名的辜鸿铭。 

思想先进,意气风发的少年和这位推崇小脚纳妾的老学究之间没有预想中一触即发的针锋相对,罗家伦老老实实念了三年“辜先生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我们可以在他晚年的回忆里体会到“个中滋味”: 

“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在那个时候叫我背书倒不是什么难事,最难的是翻译。他要我们翻译什么呢?要我们翻千字文,这个真比孙悟空戴金箍咒还要痛苦。” 

虽然授课内容看起来怪诞而滑稽,不过北大学生对辜鸿铭的态度还是颇为尊敬的。“精通英、法、德、拉丁等数种西方语言”,“获得文、哲、理、工等十三个学位”,“在洋文报纸上骂洋人,在中文报纸上骂国人”,“第一个将《四书》翻译成英语的中国人”——辜鸿铭是称得上“学贯中西”这四个字的。不过,让北大学生好奇的是,这位在西方留学十数载,喝饱了“洋墨水”的辜先生,为什么不像别的教授那样西装革履,依然是长袍马褂,还留了一根辫子在身后? 

辜鸿铭

1878年,辜鸿铭结束了自己十余年的留学生涯,返回了自己的出生地——英属马来亚槟城。此时他还是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青年,在新加坡的殖民政府中工作,对自己的未来茫然无知。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留法学者马建忠,长谈三日后,在后者的劝说下,辜鸿铭辞去殖民地的工作,回到中国觅职,不久后就被张之洞招入幕府,负责翻译和礼宾等事务。 

张之洞可以说是晚清洋务派中的“另类”。他旧学功底深厚,由科举入仕,是同治进士,历任翰林、内阁学士等职。任四川学政时,在成都成立尊经学院,手订条教,撰写了《輶轩语》《书目问答》等两本书,教导士子们应该读什么书、怎样做学问,以及如何修养品德等等。虽然中法战争后张之洞就脱离了“清流派”,摇身一变成了“洋务派”,不过他在《劝学篇》里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方针,还是让他在晚清的几次政治角力中站稳脚跟,自成一派。 

此时的辜鸿铭只是一个连汉字都不识几个的华裔青年,在张之洞这样的学者型官僚手下任职,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辜晚年时曾这样回忆自己最初研读古文典籍的艰辛:“时欲从乡党世人求通经史而不得,士人不与之游,谓其习夷学也。先生乃独自奋志,讽诵诗书百家之言,虽不能尽解,亦得观其大略,数年间于道亦不无所见。”这一番话足见学习儒家经典对辜来说是他安身立命的必要之举。 

他想要在张之洞的幕下有一番作为,就必须精通汉学。从1884到1909年,辜鸿铭在张之洞身边充作幕僚二十余年,这是他一生中的一段重要时期。他从一个要靠翻着《康熙字典》才能学习《论语》的“番佬”变成了罗振玉笔下“穷四书、五经之奥,兼涉群儒”的“醇儒”,可见其汉学功底最终已经得到了主流学术圈的认可。 

这样一个“中西学兼通”的辜鸿铭是否像他自己所期待的那样,颇受张之洞的重用呢?事实上,可能“礼遇”是有,“垂青”就未必了。《张文襄公全集》中收录了张之洞一生中所写的奏议,从中未见有文字表明他曾向清廷保举过辜鸿铭。所以尽管辜鸿铭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多次在西方媒体上撰文极力维护朝廷和慈禧太后的形象,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弥合西方侵略者和清廷之间的“嫌隙”,但始终未见辜因此得到提拔。直到1910年1月17日,宣统帝才特开“恩科”,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赐辜“文科进士”出身。然而辜鸿铭似乎对这个好不容易才等到的头衔并不在意,不久他就辞去了外务部的公职,到上海任邮传部高等实业学校的教务长去了。 

张之洞

虽说“汉学”没有让辜鸿铭在官场上飞黄腾达,却拓展了他的眼界,让他认识到自己在西学之外的学术兴趣点。 

不同于“乾嘉朴学”,学者一生皓首穷经只为考订四书五经中的章句、名物,辜鸿铭更多地是从文句意义或哲学的角度来诠释这些儒家经典,常常将自己熟悉的西方文化中的概念与之类比,比如他认为英语中的“自由”一词,对应的中文是“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自由”既是“率性之道”,即“服从天命的自由”。他对这些经典文字常常有大胆地发挥,不受学术门派或是师承的限制,屡有“革新”之语,比如他认为《论语》中常常出现的“天命”,其实就等同于西方的“上帝的律令”,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是能相通的,这些观点为他此后向西方译介传统儒学埋下了伏笔。 

到了1888年前后,辜鸿铭认为当时流传于西方的英译版儒家经典错讹过多,从事翻译的传教士们大多未能充分理解孔子学说的真正内涵,让人时有误解,因此开始自己着手翻译“四书”,其中《论语》《中庸》和《大学》分别于1899年和1906年刊行,为当时的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渠道。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辜鸿铭成了彻底的反西化论者。他对自己研读传统典籍的经验和“协调中外”的幕僚生涯进行总结,认为依赖于外国的军事技术、乃至政治制度,都无法改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之状况,唯有 “孔孟之道”,才是万世不易的科学法则和绝对真理。中国人必须坚守自己古而有之的“义”,看轻洋务代表的“利”,发扬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民族文化传统,才能摆脱西方诸国面临的困境,延续自己的古老文明。这种反西化的论调在他发表的英文社论中比比皆是,他对康二人人领导的戊戌变法,以及随后的清末新政多有不满之语,却用同情和理解的笔调向外国人解释了义和团运动的前因后果。 

这种思想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发展到了顶峰。1909年10月,张之洞去世。次年,辜鸿铭为了纪念张之洞,撰写了这本《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汉译名为《清流传》,在上海刊行。牛津运动原本是19世纪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些偏保守教士,想在英国国教中恢复某些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而发起的一系列运动,希望借此重振国教教会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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